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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在上医,心系中华-曾经的上医教务长张鋆的故事
来源: 复旦大学-北京校友会 作者:校友会 发表日期: 2014-3-7 17:03:40 阅读次数: 2280 查看权限: 普通文章

功在上医,心系中华

                     ——曾经的上医教务长张鋆的故事

陈克铨

189012719771227 ),医学教育家,中国现代人体解剖学的开拓先驱,国家一级教授,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11年 毕业于日本慈惠医科大学,1921年和1933年两次赴美进修。先后在江西、湖南、上海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系执教60余年。1928年来到上海医学院(其前身为中央大学医学院)任解剖学教授凡十余年,并长期担任医学院教务长。1947年北上任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学教授,次年被任命为解剖系主任,后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1956年~1978年兼任中国解剖学会理事长。主编了我国第一本解剖学统编教材《人体解剖学》,为我国医学和解剖学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

 

张鋆是上医的功臣,是上医人的骄傲。70年以后的今天,老学长们还是那么深情地怀念着张鋆,更使我这个上医学子为无缘在上医聆听他的讲学而遗憾,又因能成为他在协和的研究生而倍觉幸运。

2008年开始,因为任务需要,我曾先后组织了一些座谈会,拜访了盛志勇(1942届上医毕业生)院士、张金哲(1946年毕业于上医)院士、郑思竞(在上医执教70年)、黄瀛(张鋆的学生和助手)、吴合(1948届上医毕业生)和顾素娟(1949届上医毕业生)教授等上医与协和的老学长,本来,没有一个任务是谈张鋆的,却每次听到了许多关于张鋆的故事,联系到我自身的经历,难忘恩师。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1894年,张鋆4岁,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次年,清政府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张鋆父亲的挚友、富有爱国精神的张鋆老师陈仲芸先生教导张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使他在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强烈的爱国情怀。

1905年春,张鋆在先生鼓励和资助下,东渡日本求学,经过补习日语及数、理、化知识,1906年,考入日本慈惠医科大学,该校采用英美教学体系,全部用英文授课。因此,他回国后曾任教于多所学校,不论是东洋派、还是西洋派把持的学校,均能执教。张鋆在日本坚持勤工俭学,每天比别人起得早,睡得晚,整整6年的时间里,他年年名列前茅,誉满全校。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张鋆欢欣鼓舞,毕业后当即返国。先是在家乡做耳鼻喉科医生。接着在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下,于1913年应聘到江西医专任教。

1928年,张鋆来到上海,任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上海医学院)教务长、解剖学教授。时值建院伊始,张鋆协助颜福庆,引进并安置人员、添置设备、运作各项行政事务;同时,亲自担任人体解剖学、组织学、胚胎学的教学工作,编写教材,制作模型和教具,保存尸体标本,培养青年教师。1932128,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凇沪战争,摧毁了上海医学院的吴淞医学基地。张鋆冒着生命危险,只身绕道去吴淞,将残存的切片、模型、显微镜等教学用品抢救出来,并奔走联系借用房屋,维持办学。又兼任上海愚园路伤兵医院院长,一面亲自抢救伤员,一面四处奔走募捐。在那寒冬腊月,他一家八口靠借的几条毯子才度过了难关。

抗日战争前夕,他一边组织师生员工分批去重庆建校,一边在上海市内坚持办学。1937·一三战争爆发时,他正好患上急性阑尾炎,无法撤离上海,而且身为医学院在上海的实际负责人,大量的行政事务也不容他脱身。枫林桥的医学院和中山医院被日寇占领了,前三年的医学生去了重庆,他就把高年级的学生集中到红会医院来,继续学业;1942年开始,上医在上海恢复招生,他就更忙了:作为教务长,所有的教务工作,招生、排课表、毕业生安排都归他管;作为解剖科主任,不仅负责人体解剖学(包括局部解剖学、人类学)的教学,还承担组织学和胚胎学,而且坚持科学研究。郑思竞老师对我讲,“那时候,他一个教授和我一个讲师,就我们两个人,教六门课,每年教70个学生。为了学校的生存,他忍辱负重,不受敌人拉拢,保持了民族气节。”所以,他的学生们都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很难想象,没有张鋆上医会是什么情况? 1945年8月15,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身陷“孤岛上海8年的张鋆将一所基本完整的医学院交给了国家。

1941 年,张鋆与他的助手齐登科亲自动手解剖了50例中国人尸体的100侧脑沟回,在《美国人类学杂志》上,发表了反响剧烈的论文中国人脑沟回的模式,证明中国人的脑沟回与白人相同,而不是一些西方学者的揣测:“黄种人的脑沟回与高等灵长类动物的脑沟回更为相似,”驳斥了他们认为中国人为劣等民族的谬论。

194710月,张鋆作为借用教授来到刚复校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任教。次年被聘为主任教授,成为协和医学院解剖学系的第一位中国籍系主任。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作为协和医学院的教务长,敞开协和的大门,接受救治志愿军伤病员的任务;他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亲自组织全系职工制作了200套胚胎学切片,支援兄弟院校的教学,并把出售的全部所得捐献出来,购买飞机大炮;1950年初,他作为慰问团第一分团团长赴朝慰问,冒着枪林弹雨的危险,来到了前线;他还发动和支持自己的学生为志愿军伤病员献血。尽管张鋆对共产党的主张还不了解,也从未参加任何党派,但以其实际行动,表明了他高度的爱国情怀,他的政治态度在当时影响很大,后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受到过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前人种树,后人看花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张鋆60余年的医学教育生涯培养了难以数计的学生,可谓桃李芬芳,不乏各个时期的领军人和弄潮儿。他的许多故事让我重温了了上医文化,并得到新的启迪。

盛志勇特别赞许上医的考试从来不考死知识,为了培养临床医生,都是从实际应用中向学生传授知识,这样的教风使医学生无时无刻不念及病人。毕业考试中的一道解剖学考题盛志勇记忆犹新: “讲一讲肝硬变以后侧支循环解剖学”。肝硬变以后,患者会建立起侧支循环,接着又会出现血管出血、脾大了,这是为什么?显然,这些都是临床上经常会碰到的症状和体征。盛志勇还告诉我,张鋆教授也教组织学,有一次把盛志勇给“考倒了”。那是在一堂课上,张鋆教授指着组织切片上的一个部位问盛志勇,他没有回答上来,张鋆教授便特地就着那个知识点从形态学和关联结构详细向他讲解了一番,是淋巴管。

张金哲在校期间,他们班同学集体编写出版了一本书,叫《Interns Pocket Book 》(袖珍实习医生手册)。他对我说,这本书的编写出版还与时任上医教务长的教授有关。在他们写书的时候,鋆几次对张金哲说:“前人种树,后人看花,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给后人种一点树,你不能只是当那个看花的”。总是鼓励我们学生要做出一点东西,“你每天都做一点东西,你这一辈子就做不少东西;你总要解决当时的问题,你还要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所以张金哲告诉我,他们这本书能出来,张鋆的鼓励很重要,上医不但教学生读书,也教学生写书。他们的书写得好,很实用,不仅同学们人手一册,还有不少人找他们买,甚至有人偷着再版,并且冒充是外国书。

“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正是鋆为我们树立的榜样:对学校留精神,他坚持上医“正谊明道”、“为人群服务”的方向,对医学生说,“如果你毕业以后想当开业医生,我劝你不要到上医来”;对学科育人才,他不惜全力培养人才,发展学科;对学生教准则,严谨厚实、爱国敬业,从基本功入手,鼓励创新思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36所高等医学院校的解剖学教师仅仅60余人。1951年,张鋆已经61岁,受中央卫生部委托,他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先后举办了两期全国解剖学师资班,学员近百人。他坚持主要课程亲自讲授,白天8节课,晚上还要辅导,每天很晚才回家,并且亲自订正每个学员的课上课下作业。两批学员分配到西北及全国各地,形成了中国解剖学界的骨干力量,包括国内外知名的神经解剖学家鞠躬院士,曾任河南医科大学校长的杜百廉,业内久负盛名的许鹿希、黄瀛、陈尔瑜、陈以慈教授等等。

为支援军医大学,总后19551956年借调了一批国内外著名解剖学家。19559月底,张鋆服从组织决定,应他的学生吴之理校长的邀请,来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参加并指导教学工作,设计了大体解剖实验室,建设了尸体标本池,改装了太平间;此外,还制定了科研计划,本着由粗到细,逐渐深入的原则,使教研室开展了初步的研究工作。

张鋆对我国解剖科学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1947年,他积极参与了中国解剖学会重新恢复活动;1954年开始先后创办了《解剖学报》等多种学术期刊;1956年至1968年,他担任学会理事长;在弥留之际,他又将文革后恢复了中国解剖学会活动的重任托付给薛社普。

听过张鋆讲课的人都知道,他有一个绝活,两手左右开弓用彩色粉笔在黑板上画解剖图,红色代表动脉,蓝色代表静脉,黄色代表神经,一边画,一边由表及里地讲解人体结构,层次清晰,神经血管的分布及其与脏器的关系、结构和功能的关系等,一目了然,容易理解,便于记忆;解剖实习课上,他一刀划下去准能迅速暴露出所需讲解的血管、神经。他告诉我们“熟能生巧”。

“熟”源于扎实的基本功。1961年,张鋆要招收一名党员研究生,开展功能解剖学和比较解剖学的研究,经过考试合格,我有幸成为他的弟子,一直在他的关怀和教诲下,学习了如何做事如何做人。他要我跟着本科生听课,参加考试,并解剖一具完整的尸体;他委托张炳常老师指导我查文献,设计课题,再由他审定;他指派技术员教我磨刀、刷玻璃瓶,达不到标准不能开始实验;研究生的技术工作要自己完成,不让技术员替代;他定期听我的汇报,亲自看我做的解剖标本,逐字逐句修改我的论文,我们的论文原稿上都有他苍劲有力的笔迹。

张鋆教授作为系主任,亲自给新来的助教、进修生分配任务,给俞慧珠一盒鸡胚切片,俞慧珠一张一张地看,一张一张地绘图,练就了一身真功夫,成为国内胚胎学教学的带头人。俞慧珠准备根据实验结果绘制出版《小白鼠的胚胎发生》,从受精卵开始,记录卵裂、两细胞、4细胞、8细胞、桑葚期、囊胚期、胚层的形成与分化以及器官发生等全过程,张鋆特别鼓励,他说,国内外没有现成的这类图谱,而我们的科研实验大多利用小白鼠,很需要,别人没有的我们要有。

亦师亦友,情深谊重

张鋆对教学、对科研要求严格,而对学生、对年轻人则关怀备至,亦师亦友。

郑思竞1940年从东吴大学生物系研究生毕业后来到上医当助教,他说:“那时候,学校在红会医院,张鋆住在祥庆村(现在建国东路的上医第三宿舍),上医的助教是没有宿舍的,张鋆照顾年轻的助教,王有琪,齐登科和我,都住在他家里。19628月中国解剖学会第三届代表大会暨1962年学术年会在上海市科学会堂召开,郑思竞和黄瀛是具体负责组织的工作人员。当时参会的代表教授住在锦江饭店较高级的房间,其余住在一般房间,工作人员不安排住宿。黄瀛动情地说:“张鋆考虑我住得较远(在二军大),特地叫我住在他的套间内,也便于商议事,就餐也同在一桌,至今我都觉得很温馨。”

上世纪60年代,我们实验形态系的青年人特别多,张鋆把技术员、助教(实习研究员)、进修生、研究生、甚至年青些的讲师(助理研究员)都作为自己的学生和孩子,把形态系作为一个大家庭。每天上班前,他鼓励大家到楼前做广播体操;桃李盛开的春天或者是秋高气爽的十月,他随着大家外出游览大自然;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始了,那时候电视机很少,张鋆请系里的年轻人到他家里一起看转播,徐寅生连扣12大板使大家激动不已;俞慧珠结婚,他做证婚人,我婚后返回形态系,他专门送给我杭州织锦毛主席打兵乓球作为纪念;傅冠英家境困难他不时赠送些钱物;每年春节,他总要做东,请全系到王府井东来顺吃涮羊肉,不仅是因为涮羊肉好吃,还因为系里有几位回民,他说,到其它非回民餐馆,系里的人就不能到齐了。

他宽以待人,又严于律已。张鋆是国家一级教授,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的时候,协和的一级教授们都被选为我国的第一批学部委员,唯有张鋆不申请,他说“我的科研不够系统”。这又给了我们无尽的教诲!解放初期,国民经济尚很困难,他处处带头节约,哪怕是一个信封、一张信纸,他都从不为个人私用。一级教授享受科技界的高工资,他每月300余元,却一再表示,我的儿女都工作了,我不需要那么多工资。人们总是希望工资级别能不断提高,有的还争晋升,争工资,张鋆老师是唯一一个要求降工资的人!虽然他不会不知道,钱多总比钱少用起来方便些。

张鋆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兼实验医学研究所所长,他与所党委书记郭福芝合作非常好。凡是科研、教学的事,张鋆必亲自过问,亲自布置,亲临现场;凡是党内的工作他从不打探,只是支持和配合。郭福芝一直称赞张鋆所长配合得好;张鋆也一直感到所长的工作很轻松,并且气愤地纠正个别人说他有职无权,回应道“我是有职有权的”。张鋆热爱共产党,相信共产党的领导还集中地表现在1967年的一次集会上。这是一次动员大会,根据林彪一号命令精神,实验医学研究所要迁往四川简阳,他在军代表动员以后,柱着拐杖发言,既表示“服从党的决定”,又直言不悔地说,“我相信我们所迟早还是要搬回来的。”表达了他相信我们党会正确处理并纠正当时林彪的所谓“1号命令”的。

19771227,张鋆与世长辞。他的一生以渊博的学识、敬业的精神、刚直不阿的品格实践了自己的座右铭——人民时代的科学家只有一个目标:为人民服务。

凝视着毛泽东主席接见张鋆等的照片,老师的风范又清晰地浮现在我们的面前,那么的慈祥,那么的亲切,那么的温馨。老师并没有留下什么华丽的词藻或是激情的口号,但他的言行却传给了我们无价的财富:怎样做人,如何做事。

                                 

参考文献:

1,《正谊明道》——上医院士如是说  复旦大学出版社

2,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建所50周年征文集(内部刊印)

3,郑思竞教授访谈录(内部资料)

4,黄瀛教授谈张鋆(内部资料)

照片五张,供挑选:

毛主席接见科学家

张鋆指导青年教师

张鋆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