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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复旦学子的足迹
来源: 复旦大学-北京校友会 作者:洪绂曾 发表日期: 2011-11-10 6:17:50 阅读次数: 3585 查看权限: 普通文章

一个复旦学子的足迹

 

洪绂曾

 

洪绂曾(右一)带队考察朝来农艺园

 

在我入复旦农学院以前,五岁时经历了抗日战争的爆发,十岁时太平洋战争又起。与此同时国内战争相继解放战争,国家一直处于战乱、恐怖、动荡之中。我们全家从南京出发,辗转全国躲避战乱,最后还是落户已经沦陷的苏州。在这里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先后送走了美国校长,迎来日籍老师。抗战胜利后,虽是国人治校,但国共两党在分裂中求统一,直到国民党彻底腐败,未经炮火,苏州即得解放。解放前夕我父母和几位兄长去了台湾,我因等待苏州中学一纸文凭而独自留在苏州。我曾目睹上海滩美军残暴和临解放前国民党军队到处偷盗抢劫以至家家关门闭户。终于解放军进了城,看到朴素、勤劳而又亲民的解放军,和国民党战败后的散兵游勇,对比迥异。一向担心毕业即失业的青年,从心底爆发出对祖国未来的美好希望,和许多青年一样,我两眼润湿地投入到欢迎解放军队伍的狂欢人群之中。

 

启蒙

 

苏州解放不到半年,大江南北“一片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诞生的同时,我进入了复旦大学。一踏进校门,高班同学热情迎接新生的情景,使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同学胜于兄弟的团结互助氛围。经过政治学习,结合解放前后的亲身体验,使我毫不动摇地分清国内两个党派、国际两大阵营的形势,心悦诚服地投入革命怀抱。入校两个月后,我加入了青年团,并从班的团干部一直到系、院总支的负责人。接着又被选为复旦大学学生会副主席兼宣传部长,团委学习部长。在党团组织教育下,我一直在“学习好,工作(社会活动)好,身体好”的目标下忘我地进行努力。

 

解放之初,一方面大学生统考,免费上大学,高班同学被国家分配走上重要岗位,这一切使年轻的知识分子得到从未有过的欣慰和幸福,但另一方面,国民党还在“反攻大陆”声中,不断骚扰,美国飞机不时轰炸上海,频频给新政权制造困难。我们班在农村长大的同学们带领下,在校宿舍中间空地上开地建了“小农场”,在“生产自救”的口号下,我们通过劳动享受自己生产的果实,提高了响应国家号召“克服困难”的责任感,又作为农学常识的实践课。在客观形势教育下,我们班同学无论来自农村或城市,大家都有着“天生的”对农的关爱,全班团结亲如一家。在反对帝国主义支援友好邻邦的壮烈义举面前,学生们义愤填膺积极行动。我们农艺系49级同学在复旦大学校布告栏上率先贴出由四人署名的申请抗美援朝参军参干的大字报,我也是四人之一。不久在全面动员形势下,我们班被命名为上海闻名的“金日成班”,以表支持友邦的决心。我虽未获得批准,但全班的40名同学有12名光荣参了军。在保卫祖国、支援正义战争的动力鼓舞下,我们班友虽无收入,但从助学金或家庭给的有限生活费中节省不多的钱捐出自己一份浓浓的爱心,让国家有更多的飞机大炮对付敌人,同时支持国家发行公债。在捐献运动中,我把自己最心爱的一本Webster英汉大字典捐给校图书馆供全校享用。

 

当时学校一方面要求学生努力从事文化和业务的学习,以报效国家,同时为了提高政治觉悟,学校也经常约请一些高层领导和社会名人到学校作形势报告,讲哲学,讲人生,帮助同学们树立革命人生观。像当时中共华东局的舒同、刘瑞龙等等,特别是有一次我以学生会宣传部长身份接待陈毅市长并主持那场形势报告会,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陈毅同志既是一市之长,有将军气度、领导风范,又有和蔼可亲、关爱青年、贴近百姓的高尚品质,使我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新中国的未来更坚定信心。学习是本份。虽然我担任社会活动比较多,但专业科和基础课学习都很认真。记得我选修中文系教授陈子展的语文课,两次作文被打成甲上和甲100的评分,英语也因通过测试而获免修资格。相比之下理科如化学则成绩平平。中午和晚上经常开会和进行政治活动。特别在学生会竞选时期,常忙到深夜,就和一些同学到宿舍后门小摊上有滋有味吃上一碗担担面。这一切都使我感到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在复旦,还有三件事对我有很大影响。一是1951年夏天,华东六所大学农学院同学接受山东省邀请,到革命老区作农村调查。我被分配到当时的惠民地区的滨县,主要调查棉花种植情况,既有技术调查,也有社会调查。一位曾在抗日时期“支前”的老模范带领我们,由我任小队长并兼任调查大队临时团总支委员。六所学校青年学子在一起团结战斗了一个月。这一个月白天下地,晚上听老模范讲革命故事,或者和老乡一起开会,夜里则躺在小土屋那满是跳蚤的土炕上彻夜难眠。红军故事、老区农民的革命觉悟和贫困的生活环境,使我们来自大城市上海的青年学生深受革命洗礼,怀着豪迈的心情度过了调研全过程。第二件事是在大学二年级时,土壤学家、农艺系主任陈恩凤先生主讲土壤课,我对他讲授前苏联知名科学家威谦士倡导的草田轮作理论特别感到受启发。这种理论实际上是综合的农作制,也是田间微生态系统的理论,引起我极大兴趣,我立志要为草与田的共生共养服务。几年后这志愿果然实现,奠定了我一生业务的航向。第三件事是1952年我们农学院师生百分之百地按教育发展要求整建制地从上海搬迁到号称“大粮仓”的东北。由于急需人才,同届的其他院系同学多是三年级就提前毕业,而我们农学院则需读满四年。当时的沈阳还处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前线,而我们说服父母、家人,身挂大红花乘专列,雄赳赳、气昂昂经两天一夜行程到达了沈阳,在东陵附近一片荒地上开始建立沈阳农学院。这个过程中我被任命为迁校的副大队长,负责解决学生的一些困难和做思想工作。凭着大家的觉悟,竟是非常顺利地完成迁校任务。

 

在复旦仅仅三年,是我成长和确定人生观最关键的时刻。回想起来,母校在新中国成立后一桩桩、一件件政治运动,学习实践和生龙活虎的文化艺术熏陶培育和塑造了我为祖国、为人民的革命灵魂。我热爱复旦,热爱和我共同度过这段有意义的幸福人生的老师和同学。作为复旦人,我十分自豪,短暂时间我饱受了母校给我的革命启蒙,深感复旦革命精神的可贵。我强烈感受到复旦革命精神就是热爱祖国,团结互助,勤奋学习,努力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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